《追忆似水年华》读后感3000字！

第三卷是普鲁斯特巨著中“外向性”最为突出的一卷，据他自称，“美文”色彩最为淡薄。前两卷灿若云锦，丝丝入微，再读第三卷可能会给人一种灰灰的感觉。这是普鲁斯特有意为之。作为巨著的“腰部”，本卷承担的不仅仅是社会背景的描摹等任务，还呈现出更为深微宽广的思想面貌。如果我们把普鲁斯特当成托克维尔式的社会观察家的话，就会发现另一番天地。“德雷福斯案”（以下简称德案）就是本卷最为重要的书写内容。

德案无疑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头件大事，整个法国为之分裂，国际影响很大，各国甚至抵制1900年巴黎世博会。普鲁斯特在本卷中细致描绘了德案下法国价值割裂的各种面向。读者觉得突兀，是因为可能拘泥于心灵与社会的二分观。实际上，在普鲁斯特这里，社会生活（含政治生活）是心灵投射的重要镜像，每个人的天性决定了他/她的社会观、政治观点，收纳一切为描摹人类心灵服务的作者显然不能放过这一天然宝库。

另外，大众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晚年普鲁斯特独居斗室，孜孜笔耕的形象，而忽略其中流击楫的青年时期。即以德案为例，普鲁斯特参与度之深可能出人意表：在左拉案审判期间，普鲁斯特早上去旁听，到晚上才离开，带着三明治和一瓶咖啡（在本卷中，这一情节被安排到了布洛克身上）；为支持德雷福斯，参与人权同盟，还和他的哥哥牵头起草《知识分子的抗议》（他们的父亲反德雷福斯，为此一个星期没有跟他们讲话）。

与现实中比较鲜明的政治立场相比，本卷中的主人公更像是一个冷静的观察家。作为一个写过一些蹩脚作品的文学爱好者，主人公很多时候是沉默的。惟其如此，更能直接全面地袒露众人的灵魂。

对普鲁斯特这样的文章作手来说，他显然不会直入主题，毕竟这是小说而非政论集。他花费很大笔墨描绘军营状况，以及进入军营体会军人生活的各个侧面，是为了全面铺开背景，先把场地调适好。1870惨败于普鲁士后，法国进入一个微妙的发展阶段，国耻难雪，但在心理补偿机制作用下，法军被树立成为绝对正面的典型，讲求出身，高于平民阶层的优越感，追求个别化的礼制，比如红裤子制服。法军就是国家的象征。在右翼势力那里，民族主义狂热和军国主义合流。小说中圣卢在外喝咖啡被人认出，众人都恭敬有加。但圣卢是少数军队中反对军国主义者，也在后来成为德雷福斯的少数的军中支持者。德案发酵为割裂法国的大案与左拉名文及被审有莫大关联。左拉被清算，除了那篇堪称“一字偕华星”的《我控诉！》外，还因他此前就在《崩溃》中辛辣讽刺1870年的法军，得罪了军方。

普鲁斯特写道，连贵族家的膳食总管和门房也就此案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攻击。据史料，在法国的一些村庄，也根据观点的不同，划分出不同区域，针锋相对。在这样的情势下，每个人必须都得表态，站队。尤其是社交界活跃分子，贵族沙龙中的一众成员。

德案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新的攻击点层出不穷，“辛迪加”这样的词汇创造，还有某某工会的谣言，都是右翼势力趁机极力攻击犹太人的成果。德·盖尔芒特亲王及其夫人和德·夏吕斯、德·阿让古尔、沙泰勒罗、德·诺瓦普等贵族反德/反犹的着眼点体现出各种层次。

布洛克是自命不凡的年轻作家，还是犹太人，自己支持德雷福斯，还极力想融入贵族沙龙，询问贵族们的政治见解，实际上是寻求别人的支持。但老油条德·诺瓦普让布洛克同学显得很可笑。诺瓦普从不直接表明自己的反德观点，处处不置可否，还说现在的法国所经历的一切让他难受，时而令布洛克引为同道，时而又令布洛克十分不解。诺普瓦是典型的表面中立主义者，他强调维护的是法国社会秩序，就事论事，声称司法程序有问题就可以改。这恰恰是外国对法国争执剧烈不解处，他们认为这就是司法程序问题，重审即可。而事实上，严格意义上，德案不是司法事件，而是政治事件。诺瓦普貌似中立的态度极为突出，是这类型人物的典型形象，普鲁斯特这里有一段妙笔：

诺普瓦先生这样跟布洛克说话，仿佛两人意见一致，也许是因为他是坚定的反德雷福斯派，认为政府反对德雷福斯不力，就跟政府为敌，如同跟德雷福斯派为敌一样。也许他想在政治上达到的目的更为深邃，而且是在另一方面，因此，主张重审德雷福斯一案，显然是一种并不重要的手段，关心重大国外问题的爱国者不值得为此操心。

盖尔芒特亲王一干人等则较为强硬直白。问主人公你认识几个外国人（指犹太作家布洛克）没坏处，作者说他是法国人，亲王说，哦我还以为他是犹太人。他自称毫无种族偏见，反对军方对德雷福斯犯“叛国罪”的指控，是因为犹太人背叛犹太国家才叫“叛国”，他严格区分了两者。布洛克寻求阿让古尔和沙泰勒罗意见之时，反遭抢白，他们的意见更为赤裸，“这只是法国的事；雅弗的后代才有资格谈论这件事。”

小斯万作为犹太后裔，表现得极为激烈，以是否支持德雷福斯为准绳，重新衡量一切人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甚至到打乱生活的地步。斯万夫人担忧自己丈夫的身份，采取了另外一套做法。她积极融入贵族团体的反犹组织，希望借此减轻压力，防止后面遭到殃及。这更加深刻地印证了汉娜·阿伦特的论断，反犹主义无关种族，乃因政治。犹太教越是世俗化，融入“本国”，从“犹太教”蜕变为“犹太性”的危险就越大，“存在”换取“认同”，反犹分子就可以单纯从善恶着眼，对犹太人痛下杀手。

反过来再来谈盖尔芒特夫人的观点，她声称案件在犹太人方面不会对个人产生影响，因为她的朋友中没有犹太人，但她反对对犹太人下手太狠（马赛、阿尔及利亚等地发生的暴力行为）。普鲁斯特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号称政治冷漠（自称“不相信任何观念”）的形象，读后感www.simayi.net她凭借直观的道德自觉，平常人的同情心，觉得可以反犹，但别太残忍了。这种假人道主义是后来局势演化的绝佳催化剂。政治冷漠也是政治态度，实际操作中的边界难明，模棱两可即为帮凶。

而萨士拉夫人正是这么认为“我”的父母和祖父的：

萨士拉夫人虽然清楚地知道我父亲和外公在生活中无私而又体面，仍把他们看作不公正的帮凶。个人犯罪可以原谅，但参与集体犯罪却不能原谅。她得知我父亲是反德雷福斯派之后，立刻跟他划清界线，两人之间如同相隔几个大陆和几个世纪。

普鲁斯特生动地展示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因政治观点而阵营分裂的情状，其中依据的微妙令人深思。时间流逝，经历两次“修正”，德雷福斯最终昭雪。大众的观点嬗变又是极其耐人寻味的。普鲁斯特还发明了一个很有幽默性的词：事后德雷福斯派。这些没落贵族、市井之民在时间间隔之后，因公众赋予德案的道德主义高雅色彩，频频为自己回溯贴金。

德案结束了。影响却远未终结，温和共和党派因为在“修正”过程中的犹豫和遮掩，导致民心尽失，最终激进共和派得以上台，签发《我控诉！》的编辑克雷孟梭上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得名“屠夫、杀人犯”。德案的影响绵长，下延至第四、第五共和时期。巴巴拉·W.塔奇曼写道：

在事件持续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像大革命时一样，展现出了最好斗的一面。那是个全无节制的年代。人们全力投入斗争，亮出能力与信念之剑。他们不留余地，破釜沉舟。在新世纪的前夜，德雷福斯事件表明，惊人的能量与残暴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