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黄宗智教授在法律史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其过去十余年间，围绕“中国正义体系整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P11]问题写就的论文的结集。若略微了解黄宗智教授的法史三部曲（即《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不难发现，本书的立论基础——所使用的经验证据，以及对经验证据的具体解释——在三部曲中大多有过展现。换言之，粗略来看，本书并非基于新问题对新史料的新论述，而是在三部曲基础上的“重新排列组合式”的延伸。在我看来，这种延伸体现在两个意义上，一是补全，二是重整。

首先，为何是补全？本书的第一章《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是黄宗智教授阐发法律现代性的经典之作，不仅曾刊于《清华法学》，也是三部曲中最后一部《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的第八章。该文提出一个有趣的核心见解，即现代性不在任何一方，而是在对现代性理念的追求中，多方的共存、拉锯、磨合的历史实际。这是对将现代性等同于单一的西方道路的有力反击，但也遗留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多元并存的实际作为一种对经验的概括，如何成为具有前瞻性、指引性的主张？正如文章指出，美国法律的现代性既不在于形式主义，也不在于现实主义，而在于二者的并存与互动，但悖谬的是，这种多元并存实际，恰恰来自于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各执一词。换言之，无论理论上采何种主张，现实总是会走向折中与多元，如此则“现代性=多元并存的实际”的立场，仅仅是对现实的总结，而不具有任何指导意义。更进一步，如果无法提出多元如何共存、拉锯、磨合的具体指引或方案，这一看法也将会沦为空洞的主张。

黄宗智教授给出的初步方案是“实用道德主义”，这一概念可以与韦伯的“实质理性”相关联，从而构建出一种有别于“形式理性”的可欲的法律类型。本书的第二章，正是以调解、离婚法、继承法、侵权法等个案为例，说明来自西方的以个人权利为预设的法律，如何与道德化的理念和实用性的考量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黄宗智教授又举出若干反例，说明并非所有的“多元并存”都是合理的，而是否合理的最重要判准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准则[P53-54、59、66]。由于这一道德标准的存在，黄宗智教授版本的“法律现代性”可以摆脱纯粹描述的指责，从而获得一种有前瞻性的、有所取舍的指导意义。

不过，从“实用道德主义”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转向仍然不免突兀，即便认可儒家思想足以出任中华法系的道德内涵的代表，为何选取的是这一法则，而非其他儒家的理念，尚有待说明。在第三章中，黄宗智教授正面回应了这一疑问——怎样决定纳入哪些、排除哪些道德准则？他的做法是引用康德哲学的资源，认为“实践理性”是打通理性与实践的媒介，而“实践理性”的关键是绝对命令，这一命令恰恰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相吻合[P112-116]。由此，从康德哲学到儒家黄金规则，再到实用道德主义主义，最后指向具有前瞻性的“现代性”，可以看见一条相对清晰的论述线索。不过，或许是对康德一无所知，面对这一从哲学层面出发的方案，我总是心存疑虑而难以信服。另有一个疑问也盘旋心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何支撑一种中华法系的前瞻性主张？且不论以康德为哲学基础，即已证明这一法则的普世性，埃里克森在对美国夏斯塔县的研究也指出，“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当地社区的社会规范的重要法则，这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何种差别？

当然，这种探讨可以继续持续下去，但在我看来，症结可能在于，纯粹的历史研究本身，很难扮演指导未来的角色，法史研究亦不例外；如果意图提出规范性/前瞻性的主张，必然走向价值层面上更为充分的考量，而不能限于经验事实层面的研究。因此如何评估黄宗智教授的“补全”工作，恐怕也远非我浅薄的学识所能胜任，我可以做的，仅仅是尝试描写出这一讨论与三部曲之间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