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评价是一件有诸多变动的事，“评价”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一直以来，变化也颇多。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主流观点是：高度评价左翼、延安与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而指斥沈从文、钱钟书等非左翼也非国民党作家为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帮凶”、“帮闲”文艺。政治性、集体性成为衡量作家作品的唯一尺度。典型观点如：50年代王瑶提出的“鲁郭茅巴老曹”，认定这六位是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大师级作家。

改革开放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中国，使国人重新发现了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评价方法与八九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号召“回到文学自身”，清理文学身上过多的政治责任。“重写文学史”的影响至今，在“重写文学史”的影响下，上至文学史家，下至普通读者，厌恶文学的政治性，降低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批评其公式化、概念化，审美角度单一，等等。在“重写文学史”的视角下，郭沫若的地位大幅下降，茅盾被批评为“主题先行”，巴金早年作品被认为“热情有余，思想不足”。

应当说，“重写文学史”的观点很有其合理性，确实使人们的评价思维摆脱了十七年时期的单一政治化视角，看到了更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它对茅盾等作家作品的缺点的评价，确也触到了实质。不过，单一的“重写文学史”，完全排斥文学的政治性，完全给予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也不是科学观点。

解洪祥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给出了一个较为客观科学的观察角度：综合十七年与“重写文学史”的评价思维的合理方面，主张文学性与政治性结合，集体性与个体性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主要评价的是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它肯定了它们的贡献：促进中国革命的进展、人民的觉醒、拓宽了文学题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等。它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弊病的总结也很科学，指出一味昂扬、文学为政治服务、排斥知识分子题材等问题都可归纳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扬弃论和辩证个体观，使历史主义压过伦理主义，造成了文学的失衡与悖反。确为的论，对我们进行文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