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十年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个体如何才能彰显人之尊严？传统的或康德的个体是形而上的存在是否真已走到了它的山水尽头？对于不可言说之物，人类真能保持沉默？卡西尔的《符号形式批判》显然是走向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则认为人的存在只能指向时间，只能是此在。本雅明的哲学批判更是一种思维实践，他的意志体现在构建一个反差鲜明永远置于动态中的认知状况。如果说，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德式美德曾坚定地以为，尽可能独立自主地显示自身是德国文化对普遍观念做出的实际贡献。此种源头显然来自康德与歌德。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他发现自个不是那个被喜欢的人。他的原罪即是犹太身份。他的逃离亦即由此。似乎任何关于人类本质或命运的思考，在此问题前都不成问题。

维特根斯坦关于一个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取对外部世界和其他人内在的可靠认知的持续思考，不能让他获得现实的答案。他的种种打破常规，或与现实的决裂，并不能真的让他通向自由。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提到的幸福，永在彼岸，人类并不能因此而与世界连接。但也经由此，他认为逻辑语言是作为我们生活形式的第一语言。对于人类而言，只存在一种真正的第一符号系统，也就是日常的自然语言。在他的《哲学研究》中，他认为万物通过日常自然语言可以达到井井有条的最佳状态。

当然前提条件是，人们能够尽可能综观地看清自然语言进行意指象征的所有形式。而现实或哲学的混乱，正是来自于语言的蛊惑，使得我们无法理智地看待问题。哲学思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回忆。这种目的就是清楚了了解语词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真正角色和拥有的意义，而此种清楚的了解可以使得人们获得自由。这些语词的真实含义只能被发现于或者自己显现于具体的应用中，也就是能够确保意义表达的应用中。为此，他不再享受将自己的思想放到逻辑哲学论的形式中。他的哲学思考适应了思维日记流派，或者像是一个对细节感兴趣的游手好闲者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所记录下的东西。他认为，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就像绘制城市地图。没有人先验地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地图。这种先验形成的地图也没什么用，因为这座语词的城市本身最终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中。从笛卡尔开始的现代哲学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是一种重要改建措施的有力实例。当然，对于同时代的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卡西尔来说亦如此。当时这个改建措施从从内而外决定了整个城市景观，并让城市景观闪耀着人造的光芒。但进步真的是这样吗？

维特根斯坦认为，进步—就是这个主题词，比其他任何词都更为严重地蒙蔽和误导我们的文化。进步事实上在哲学中不能存在，也从未存在。哲学既没有问题，也没有解决方法。哲学有语言，同时有着语言的混乱。哲学的可能性在于，在语言中通过语言，以回忆的方式从语言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由。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理解随着回到剑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那么他对于哲学思考和界限的看法则与《逻辑哲学论时期是完全一致的：读后感www.simayi.net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哲学问题。实质上重要的认识是无法说出来的，也是无法公布和命令的，而必须在独立的实施过程中显示和被显示出来。伦理学、价值、宗教和真正生活意义上的整个领域是一个假象领域，它无法得到证实，所以与此相关的论点都无意义。恰是因此，人们必须对其保持缄默。他说：我惊叹于这个世界的存在。而人的安全感正来自于类似经历的存在。在此意识形态中，个体更倾向于说：我身处安全之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到我。

在最好的时光，维特根斯坦可能不仅自己感受到此在令人惊叹的高光时刻，这种感觉令他获得自由，而且他也尽可能要将这种作为主导形式的状态以思考的方式传达给他人。事实上，这也是他在剑桥作为哲学教师传道授业的起点。

1929年7月24日，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教授席位的继任者，在首次名为《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讲座中，将人类称为“虚无的占位者”。三年半后的1933年5月1日，他在就职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他作为纳粹党员，向德国大学生起誓：你们存在的规律并不是定理和理念。元首本人才是现在和未来德国的现实及其法则，并且只能是他。

这是怎样的路途？这架法西斯战车又将开向哪里？此时的他们，谁又能做出肯定的答复。但卡西尔随即涉渡异域。本雅明身死异地。似乎只有维特根斯坦坚守他的此在，并重新命名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