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庄子》读后感（上）

前言：这一篇文章是我读《庄子》的读后感，在上个学期，我们哲学小组的成员对《庄子》进行了阅读学习与交流，直至现在假期闲暇的时间，我用随笔的方式写一些随思感悟。

我在初三的时候读过一次《庄子》，大二上学期再读的时候，理性分析的眼光多了一些，但是体验感悟的成分也少了一些。不过这次重读，还是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与收获。

（一）重读《庄子》的困难与经验

我们在小组交流的过程中，曾经谈论过阅读《庄子》的方式与目的。当时我建议大家不要单纯把《庄子》当作一种知识体系去学习、阅读，更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人生智慧去体验、感悟，读到喜欢的句子可以摘抄一下，这也是我的阅读的方式。

后来我们曾多次遇上过很多问题与分歧。我记得我不止一次的、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自己的一个观点：中西哲学的语境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交流很多时候都是不平等的。例如西哲会批评中哲语意不清，概念模糊，缺乏逻辑体系；中哲也可以批评西哲过于注重概念游戏，缺乏对德性、人生、社会、自然的体验感悟。我们以此差异来对两者进行认识、理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此问题纠缠不放，故意抬杠，那也是有碍交流、进步的。

而《庄子》这本书的问题也在于此，首先它不是一个系统、逻辑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不需多讲。其次，由于文言解读的差异，人们可以从很多个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方向去解读。另举《道德经》的一个例子，开篇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这第二个“道”字，到底是“遵循”的意思，还是“说明”的意思，两种解读，两种思想，国学有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再次，《庄子》年代久远，我们难以确定，到底它哪些部分是伪造的、被篡改过的；哪些部分才是其真实的，一贯的思想。

这样的问题也是还有很多，不一而足，它们导致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遇上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哲学小组在读《庄子》的过程中，遇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庄子常说的、最重要的那个“道”，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像读西哲一样，运用逻辑推理、总结归纳的方法来得出答案。就像我们把《论语》里面有关“仁”的表诉全部列出来对比，不能总结出什么是“仁”。而庄子的“道”，同样如此。

于是我们会开始思考，到底那些观点才更接近庄子的思想本身，那些观点明显是假托？我们到底是要去追求庄子思想的本真，还是只追求自己偶有所得便好？面对这些问题，我想每个人读书的立场、目的不一样，人们也应该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我认为重要的是：第一，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保持谨慎怀疑的态度，切莫以片面的理解，就以为自己领悟了庄子的精髓。第二，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有心阅读，走进庄子这个虚幻浩瀚的世界，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过程已经会激发你的思考，你终究会有所收获。

（二）庄子为何不讲清楚他的“道”

在《庄子》当中，处处有在讲他所崇尚的“道”，但是都是描述，没有定义。所以我们对于“道”的理解，不能通过精确的概念，而是要通过心性的感悟。不过尽管如此，相信大家对“道”的理解，也不会相差太远的。

庄子或者道家所谓的“道”，大概是一种一元的、形而上的、永恒的、无所不包的、符合自然的、清静无为的存在。这样一种“道”，贯穿于庄子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等方方面面。

纵观东周诸子，除了阴阳家之外，道家算是最关注形而上的问题的了，老子就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代表。我在大学里一位讲中国哲学的老师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说明，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人、动物，会走会动会说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脑子在控制自己（古人就以为是心），脑子一发令，我们的手脚就会动，嘴巴就会说话了；那么老子就观察天地变化、山河日月，他也在想，这大自然一切一切的变化，是不是也有一个最高的“脑子”在发号施令呢？于是他就发现了“道”。道家的“道”，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符合一切自然的本性的，人只要获得了“道”，那就会走入最高的境界，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

那有一个问题来了，老子和庄子，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道”，用文字语言说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的“言意之辩”。

首先来对比西方的哲学，西方古代思想家们的传统，一向注重概念、语言的清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他们已经强调概念、定义的重要性，而且对此也有诸多开创；后来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再一直发展到康德、黑格尔，整个西方哲学，仿佛就是一个庞大而精致的概念王国。西方的思想家们，就是想要通过考察精确的语言概念来发展思维，从而认识世界。

至于中国古代哲学，则有另外一个传统——言意之辩。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会怀疑，语言真的可以准确地表达意思吗？就算我真的准确地表达出来了，你可以准确地接收得到吗？道理很简单，我们每个人人生经验、知识水平不一样，很多时候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都是有主观性的。如果我说失恋了我很伤心，“伤心”这个词，可以准确地表达我此时内心情感是何种感受何种程度吗？你所理解的“伤心”,是以你昨晚掉了一百块钱那种“伤心”来理解的吗？

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先秦早有根源。《易经》也有写：“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道家则多次多方面地谈过这个问题。庄子认为，所谓的“道”都是渊博的、宏大的，无所不包的；而语言本身是糟粕，是狭窄的。如果“道”有了一个具体定义的框定，那么它就只能“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但这是不符合“道”的本质的。这里有体现庄子的辩证法，不过我之后再详细谈。

对于“言意之辩”，不仅中国古代哲学有关注，西方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也有具体深入的研究了。而我们哲学小组讨论的结论大概是，一定的语言和概念本身，会利于我们表达意思情感，加深对世界外物的思考与认识（比如你现在看我这篇文章就是如此），否则我们或许只能通过大笑来表示开心、拍桌子来表示愤怒。但是语言和概念是相对静止的，思想和情感是非常细腻、丰富的，某些时候，概念也会妨碍我们认识世界，语言也会沦为“语言化石”。如果有心的朋友，应该对此格外小心。

所以，最后重申，由于庄子他们对语言和概念的不信任，我们读《庄子》，有时候不能通过精确的概念来理解，而是要通过心性经验来感悟。

（三）“道”的合理性来源

在上一节当中，我已经简单地提到，道家的“道”，是来自于老子对自然变化的观察，这就是“道”的合理性的来源之一：天无不覆，地无不载，道无所不容、无所不在。因为“道”，日月星云得以运行，山川河流得以形成，人类社会得以运作。只有符合“道”，一切的一切才得以存在、发展。

然后我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读出来庄子的“道”的合理性来源，那就是崇古。大家都知道，先秦诸子在思想上都有崇古的倾向。他们在论证自己思想合理性的时候，都会回到夏商周三代，甚至尧舜禹、三皇五帝时期找到理论支撑。由于诸子都是民间兴起的私学，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官方的“正统”来证明自己思想的合法性。有趣的是，不同的派别居然可以在同一个例子当中找到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孔子会赞颂三代和西周时期的音乐，然后提倡恢复礼乐制度；而墨子也会提到三代时期的音乐，但是就会提倡“非乐”。

对于诸子的崇古，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诸子在引用以前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并非尊重客观现实与内在联系的，而是片面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立场的一面，甚至歪曲、捏造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思想。第二个问题比较根本的是，我认为诸子这种“崇古”，是一种盲目的崇古。因为诸子总是在强调，百家笔记网（www.simayi.net）过去有多好，远古有多好，现在就不好了。但是这种过去的好，其实更多是他们幻想、构建出来的。在远古时期，社会普遍更会存在生产力落后、疾病横行、生存环境恶劣等问题，只不过垄断知识的人们，用文字为远古时期的社会粉饰太平罢了。

说回庄子，他也是崇古的，但是他的崇古与诸子不同，他不是崇尚三皇五帝的时期，他是崇尚更久远更古老的、甚至三皇还没出现的时期的远古社会，并且从中找到“道”的合理性。

我发现这一点跟两千年后西方的思想家卢梭的做法很相似。卢梭为了论证“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的存在，也是从人类远古的状态找到“人生而平等”的合法性的。卢梭的思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盛赞人类的“原始自然”的状态，认为文明与智慧就是导致人类不平等和灾难发生的根源。

而庄子的做法一模一样，他崇尚“道”，而“道”的要求是无知、无欲、无为。庄子认为，智慧、欲望、妄为是导致东周时期战争不断、社会混乱、人民生活疾苦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崇尚远古时期，因为远古时期的人民正是无欲无知的，他们也不追求有所作为，所以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这样的一切，才是符合“道”的。如果当今（东周）的社会想要获得安定，就要学习远古时期的社会，那样就可以获得“道”，获得幸福。这样的思想，在《在宥》、《缮性》、《庚桑楚》等篇目，多见论证，由于篇幅过长，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四）为什么要“无为”？

庄子崇尚远古时代，因为远古的社会与人民符合“道”，符合自然。人民淳朴、简单、平等，社会没有等级、没有压迫，更没有战争动乱。庄子和道家，一直就是赞颂这种社会状态。

然后他们考察智慧与技能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而庄子也是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人世间》）。也就是说，所有的智慧、技能、名声、礼节、等级秩序等等一切一切被称为人类文明的东西，是因为人们淳朴的心性受到迷惑了，才逐渐发展出来的。因为有了斗争之心，所以才会又不断进步的智慧；因为有了盗窃，所以才会有锁链和监狱。所以《庄子》一书多有反对、批评儒家孔子主张恢复礼乐仁义的做法。

再者，庄子考察智慧、技能出现之后的影响和后果。道家始终认为，仁义智慧是不符合“道”、不符合“自然”的，如果越是鼓吹这种文明的发展，人们就会越来越远离自然淳朴的状态。所谓“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缮性》）因为提倡贤能，百姓就会互相竞争；因为提倡礼节，家人就会产生隔膜；因为有了贵重的财物，人民就会成为盗贼。

更进一步的是，庄子认为，因为人们脱离了淳朴的状态之后，世间善良的人会比邪恶的人要少得多，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智慧技能，也就作恶得多，而不是为善得多。在《胠箧》一文中庄子就有精妙的讽刺：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发明了笼子来保护自己的贵重物品，但是更聪明的盗贼直接把笼子都偷走了，这样一来，笼子不是为了给盗贼更好地保护他所盗之物吗？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臣子用礼乐制度来维系一个国家，结果倾国之贼把整一个国家都夺走了，所谓“盗国者为诸侯”，那样人民提倡的礼乐制度，不也是为乱臣贼子保存国家吗？

以上就是庄子和道家批评智慧仁义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极力提倡“无知、无欲、无为”的状态，反对智慧与仁义。

在《渔父》一篇中，庄子讥讽儒家想通过提倡礼乐来恢复社会和谐的做法，就像一个人想摆脱自己的影子而在太阳下拼命奔走，结果跑到累了也没能摆脱影子。庄子主张，想要恢复社会的和谐稳定，只要让人们放弃智慧，回归淳朴就行了。就像那想要摆脱影子的人，只要在树荫出歇息就可以了。

所谓“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绝圣弃知，大盗乃至，“不尚贤，使民不爭；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盜；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亂”。

不过，无论庄子的这个思想有多大的合理性，但都是不符合现实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河流是不可阻挡的。他所提倡的“无知、无欲、无为”的状态，不可能再退回去。而且，他本来也没有实现这一理念的实际措施。他只是一个思想家。作者：花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