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最后一缕炊烟消散，几只不知名的鸟雀飞过，远处的山坡上牛羊浅唱，村头牙齿稀松的老人依着古树，用长久积累的经验洞悉气候变换，估算来年收成。扎根在土地里的生命有天然的厚重感，时日愈久，愈是能磨出最清透的智慧和最有效的法则，这是乡土的本色。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写成了《乡土中国》一书。系统的描述了当时中国乡土社会的情形，从不同角度洞悉乡土中的智慧。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层社会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一、乡土本色：从“有机”到“机械”
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灵魂深深扎根在泥土里，费孝通先生说只有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在春秋变换和斗转星移中悄然逝去。这种恒定的生活也形成了恒定的社区。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是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这是一种“有机的团结”。在礼俗的社会中，人们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社区，从小在一个地方生长，邻里之间有天然的亲近感。村落的一个很大的特征是稳固。其一是房子。乡里人修房子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修的稳固一些，以便在以后能作为“家业”传承给后辈。“老房子”是一个家族人丁兴旺，一脉相承的代表。其二是人口的稳定。这种稳定是从人和空间关系来说的，中国的农业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小农经济为主，家庭的生产满足自给自足就可以了，倘若某一家的地比较多，就要动用邻里以及关系要好的家族人前来帮忙，而别人帮助过其所花的时间和精力都会在其心理做相应的权衡，以便日后有一天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再去“还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过程。既然选择的是与自己关系比较要好的同乡或亲戚，这里的得失也就彼此不计较了。靠土地生活的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很小，“地在那里，家就在那里”。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使得他们也形成了比较保守的思想，“安土重迁”是这种稳定的格局不易被打破的一大心理因素。这种天然形成的有复杂的血缘关系网络的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礼俗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有机的团结”。
时代在迅速变迁，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在时代的浪潮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转化以及生存的需要，外出打工和移民政策使得乡土社会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在一些移民区，因为生存问题他们被集体搬迁到一个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急速下降，比较陌生的邻里关系打破了原来的社会格局，变成一种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这是一种“机械”的团结。笔者在调研宁夏某移民区时了解到当地的移民是从不同的地方搬迁过来的。之前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搬迁过来后要抽签决定住那个院子，所以之前的社区彻底打乱重组，几个不同地方搬迁过来的人混合住在一起。笔者在调研期间想要了解这种地域和结构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在问到一位移民过来的老人时，他说：“这里的自然环境当然要比我们原来住的山区好，原来那个地方真实能苦死人，一年辛苦下来还没有什么收成。移民到这里来生活条件当然是好了。但是再也找不回在原来村子里的那种亲切的感觉了。我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找之前的老邻居也比较困难。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之前好啦，就算大门紧闭也时不时会有偷盗的现象发生。但是没办法，好政策总会有弊端嘛。我当时一点都不想过来，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就希望最后也能埋到那个地方，但是村委一直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没办法，不能拖政策的后腿嘛。”
从老人无奈的叹息中笔者深刻体会到当代社会社区变迁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不再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逐渐被打破，“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费孝通先生说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乡”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若干年后，或许很多在泥土中长大的孩子甚至会找不到“乡”了。
二、长老统治：从“专制”到“民主”
乡土社会中，秩序的维持除了法律之外，更重要的是“长老统治”。乡土社会中的权力机构是一种很微妙的存在。法律对乡民们行为的约束力并不是很强。乡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也比较薄弱。除了村委会外，每个社区都有几个年纪较长的、有权威的人掌管整个宗族的大小事务。乡民们对违反法律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但是“长老”的话一定要听，否则就会遭到整个宗族其它成员的唾弃。百家笔记网（m.simayi.net）长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就像家长一样要管理诸多事务。虽然付出与回报不能成比例，但是成为“长老”的称谓和地位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笔者在调研时做过一个访谈，一位老人讲述了他年轻时记忆最深刻的事情之一。他说：“当年村里的人物质条件都很差，粮食物资比较短缺，隔壁的叔公去世后，膝下的四个孩子都不愿意拿出自己家里的粮食办丧事，因为拿出来就意味着自己的小家后半年就要饿肚子。当时四个儿女僵持不下，村里人的流言不断。这事传到了我们村子里比较有威望的一个长者的耳朵里，他气冲冲的拿着一根棍子去叔公家里，把披麻戴孝的子孙一顿棍子赶出去，说我们村不能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你们拿不出东西我来拿，说着回头竟然让自己家里人真的拿来了自家的米面，而这位长者也因为生气而一病不起，不久也辞于人世。”
现在我们看来这种事情有些匪夷所思。在这个过程中这位长老除了获得很好的声誉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作为乡民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人，他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按照自己的道德法则来维持乡里的秩序。而乡民们并不认为这是“多管闲事”。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在不断的上升，但是人性之私也愈加表现的明显，在“陌生人”的社会中，大家都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外界信息的不断传入，乡民们的观念逐渐转变。随着老一辈步入暮年，很少有人再愿意无偿的参与乡民的各种日常事务。同样，随着思想的解放，年轻一代有了自己的主见和处事法则，他们也不再无条件服从长者的统治和教化。长老的“专制”力自然也就下降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尤其是自媒体发展迅速。网络全面普及，绝大部分人都会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及时获取外界的信息。人的眼界范围迅速放大，在知识型的社会中，并不是年龄越大经验越多的人懂得的知识和技能就越多，相反，年轻一代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反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很多时候传统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新的问题，“长老”的权威性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长老”是古老的村落中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产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长老”的职能和权威势必会逐渐削弱，“长老”的称谓也会变成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一个群体在一起也就不会先问贵庚，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对比，尊卑也就不在年龄上了。抛开权威的“专制”，“民主”的思想也就逐渐深入人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彼此的尊重才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力，一味的顺从和崇拜只会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文字下乡：从“自我”到“他者”
文字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发展的必要要素之一。在乡土社会中，虽然很多人不识字，但是文字总是在不经意间以另外一种更加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多老太太在聊天的过程中会妙语连出，或雅或俗，都会让很多读书人心生佩服。一辈子生活在乡土社会中，他们的习惯和关注点也自然是他们眼界范围中的人和事。“结绳记事”在自诩博学的人看来也许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做法，但是站在乡民的角度，没有什么办法是比这种方式更为先进和实用性强的了。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有很多只有乡民们才懂的“特殊语言”，这些特殊的语言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形成约定俗称的意思。不论是对人的称谓还是肢体动作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字”，乡民们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形成彼此之间的心照不宣。当然这也是乡土社会长期的稳定性所致。但是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学一些文化，多接受一些正规的教育，虽然买菜不需要高等数学，谈话也不需要文言文，但是多学文化知识带给他们的是更好的生命状态和选择人生的权利。“下乡的文字”无法帮助他们走的更远，父母们深知这个道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也就愈加急迫了。笔者在调研发现当前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教育观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读书无用”，而在这一部分人中“酸葡萄心理”占了绝大多数。自己家的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学业，或者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出于私心会说“读书无用”，其实在其表情和语气里还是充满对“知识分子”的仰慕。
从乡民的角度看，“文字下乡”是一个从“自我”向“他者”转变的过程。生在“熟人”社会中，对乡民的各种行为方式都比较了解，对特殊的语言和约定俗称的意义都习以为常，但是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物力空间的改变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礼俗，很多“下乡的文字”就会被人们遗忘，曾今对这种“乡土文化”熟于心的“自我”也就逐渐变为“他者”了。
一棵大树支系的繁茂程度取决于其根系的发达程度，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深深扎根在土地里的，匍匐在大地上坚韧的灵魂才是后辈们饱满的精神脊梁。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对后人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发展有建设性的意义。民族学研究的主体是日常生活和草根社会，对该学科的兴趣促使我深入研读费老的著作，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农村社区被迅速打破，由于各种原因“熟人”社会正在迅速转向“陌生人”的社会。《乡土中国》一书是以往传统社会的见证，也是后人继往开来的线索。从“有机”到“机械”，从“专制”到“民主”，从“自我”到“他者”，社会的发展会自然淘汰一些弊端，留存良性的法则。但愿往昔可鉴，但求来着可追。
作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张欣张欣
